历史是未来的启迪，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
顺着中国历史的脉络，跟随徐祥的视角，一起来了解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顶级国宝。今天介绍西周时期的青铜器。
我在文章介绍周朝并单独推荐国宝重器利簋时曾经说到，西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青铜冶铸技术继续发展，青铜器的数量有较大的增长，但种类有一个较明显的淘汰和更新过程。 鼎基本保持口沿立耳、浅腹、柱足的商代式样，但方鼎的柱足已向细长发展，方座的双耳或四耳簋为本期特有的形式。卣广泛流行，成组相配的定式也比商晚期稳定。纹饰仍尚繁缛，兽面纹、龙纹、不分尾的凤鸟纹、乳钉纹都较商代有新的发展，附加装饰的棱脊和立体的带角兽首形装饰很流行,也很发达。铸造通用合范法,器壁及外观普遍较厚重。到本期中后段，鼎、尊、卣、方彝、簋等的器腹呈下垂鼓出的特征，即所谓垂腹式。常见兵器基本保持商代传统，但钺已少见，戈多为短胡，并发展了浑铸的戟。短剑是本期出现并发展较快的器种。此外，还有刀、戈和矛浑铸一体的复合异形兵器。铭文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成为区别商末周初铜器和周代早期铜器的重要标志。商代常见的以族徽制铭的传统，本期仍然保持，同时出现记史颂祖敬王的长篇铭文，具有明显的周文化特征。字体多有明显的波磔。 西周铸铭多具系年记事性质,成为编年分期研究西周青铜器的重要依据。其内容又多可与古文献相互印证，字体则直接构成古文字研究的依据，故西周铭文对于考古学、文字学和历史学等都具有珍贵的价值。 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铭文较商代相比字数上有了明显的增加，由之前商代最多的四十几字，增加到几百字的长篇铭文。其中以毛公鼎的~字（由于释读不同而导致的）为最多。其内容上包括：族徽、用器者、做器者、重要的事件、祖先的功绩、买卖交易情况、周王的告诫等等。书体上也从早期较为松散自由，到中后期严谨的“玉箸体”。对于了解中国早期历史有重要意义，也对研究早期书法艺术有很大价值，并且对古代文学研究也有一定帮助。 有关西周史迹的一些重要铭文，比如周武王时期的利簋验证了武王伐纣的日期；成王时期的何尊留下了武、成两代周王营建东都洛阳的原始记录；小臣单觯、方鼎有关于周公平三叔叛乱的资料；令簋、过伯簋等记载了昭王南征伐荆楚的事迹。其他如反映厉王时期国人暴动的，再现宣王“中兴”的毛公鼎、兮甲盘，反映西周社会文化和社会经济的，有天亡簋、德方鼎和刺鼎等，涉及西周分封的有司徒簋、宜侯簋，涉及当时礼仪的有静簋，遹簋、长甶盉、令鼎等，涉及西周土地形态的有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大簋、格伯簋、散氏盘等，曶鼎、攸从鼎等则保留了西周法律制度的重要资料。另有大量的铭文反映了西周王朝与东夷、淮夷、鬼方、荆楚等战事，如小臣速簋、班簋、小盂鼎令簋、敔簋、师簋、多友鼎、虢季子白盘等，另外还有概述西周前期史事的墙盘等。所有这些都可以征信古史或补苴古书缺佚，具有极高的价值。 西周铭文的格式也独具特征，早期虽无规范统一的格式，但已明显比商代繁详，且有创制，如册命性质的铭文已经出现。穆王以后，册命记录增多，并渐成定式，一直流行到西周晚期，典型的册命记录包括时间、地点、右者、受册命者、册命辞、称扬辞、作器祝愿辞等内容。其中册命辞记述受封受赐的缘由和内容，成为了解西周封赏礼仪、官制和舆服等级制度的重要资料。 西周时期有许多铸工精湛、造型雄奇的重器传世，庄重典美，花纹凝重静谧，代表了中国青铜器鼎盛阶段的发展水平。 今天推出的西周青铜器，既有大盂鼎、虢季子白盘这类禁止出境的国宝重器，也有召卣、盠驹尊、颂壶、禹鼎等铸有重要铭文的青铜器，对研究西周时期的历史、经济、文化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史学意义和价值。
大盂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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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陕西省宝鸡市周原遗址附近先后出土了三尊西周时期的稀世青铜器：毛公鼎、大盂鼎、大克鼎，被称为晚清“海内三宝”。其中，毛公鼎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作为镇馆之宝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是永不更换的展品；大克鼎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是上海博物馆建筑造型的设计源泉；大盂鼎则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大盂鼎和大克鼎都是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中的稀世文物。 大盂鼎高.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5公斤，铸造于周康王23年，即公元前年。它的造型特征为圆腹、立耳、柱足，器身各部分比例适度。为了增强器物的体量感，鼎的口沿内缘呈斜面，外缘很宽，光洁的鼎腹下部微微鼓出，三足粗壮，在颈部有一圈兽面纹装饰带，足部上端也饰以兽面。这种造型样式最初出现于商代晚期，到西周以后成为大型铜鼎的主要样式，大盂鼎就是这类鼎的代表作。并且，制作于西周早期的大盂鼎，是迄今所见西周最大的青铜器，弥足珍贵。 大盂鼎腹内侧铸有19行铭文，共个字。其铭文雄壮凝练、圆润遒劲,用笔方圆兼备，字体端庄美观，布局质朴平实，通篇铭文气韵生动，疏密得当，让人叹为观止，堪称西周早期的金文书法杰作。 铭文记录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的史实。铭文的主要内容是：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认为文王、武王能以卓越的业绩立国，主要是由于其臣属从不酗酒，每逢祭祀，认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国教训就在于沉迷于酒。由此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赐盂命服、车马、酒与邦司、人鬲等。铭文中说明盂作此鼎也是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 大盂鼎内的铭文是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专家所重视。 作为青铜重器的大盂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这也给它带来了无数曲折的故事。大盂鼎自出土之日起，就一直流离辗转，风波不断。 清朝同治七年，即年，著名的金石收藏家潘祖荫从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手中得到了大盂鼎。潘祖荫对金文颇有研究，得到大盂鼎后，很快弄清了大盂鼎腹内铭文的内容，并认定这件铸造于西周康王时代的礼器是无价之宝。鉴于宝鼎铭文中提到了西周贵族“盂”，所以，潘祖荫就将这件宝鼎定名为大盂鼎，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除了大盂鼎，另一件青铜重器大克鼎也是潘祖荫的珍藏。潘祖荫病故后，其弟潘祖年将二鼎运回故乡苏州，作为传家之宝，谨守护持，绝不示人。 年抗日战争爆发，苏州沦陷。潘家后人将二鼎深埋保存。潘氏全家避难到上海后，直到战乱结束，二鼎得以安渡劫难。 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大盂鼎的第八位主人、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也已经年过半百，她深知单凭她一家，实在无力保护这只无价的宝鼎。年，潘达于向华东文化部写信，表达了捐鼎的决心。年上海博物馆开馆，大盂鼎与大克鼎便陈列在馆内。 年，国庆十周年之际，大盂鼎从上海来到北京，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年3月14日，是潘达于老人的百岁寿辰。为了感谢这位为国捐宝的老人，上海博物馆请回了大盂鼎，并举办了“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
虢季子白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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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介绍]虢季子白盘为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像一个大浴缸，长.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重.3千克。年1月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并位列第六位。 虢季子白盘通体呈椭方形，具四边、圆角，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使器物避免了粗笨感。每边饰兽首衔环二，共八兽首，口沿饰一圈窃曲纹，下为波带纹，为商至战国时期流行的一种水器，也为中国西周青铜文化的成熟之作，是迄今所见最大的铜盘，堪称西周青铜器的魁首。 盘在商周春秋时期是一种盥洗用具。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盘作为古代礼器，是主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虢季子白盘作器者为虢君的小儿子白，所以取名为虢季子白盘。虢季子白盘向被视为西周金文中的绝品。虢季子白盘腹内铸8行字，记述虢季子白率军对狁作战，斩敌首，俘虏50人，战后献馘，周宣王宴飨虢季子白，并赏赐马、弓矢、钺以资勉励。铭文云:quot;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工，经蒦四方。伐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加子白义，王各周庙宣榭爰飨。王曰白父，孔显有光。王赐乘马，是用佐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钺，用政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quot;铭文中语句以四字为主，且修饰用韵，文辞优美，行文与《诗》全似，是一篇铸在青铜器上的诗。同时，此篇铭文中quot;薄伐狁quot;、quot;折首quot;、quot;执讯quot;及quot;是以先行quot;等句，可与《诗》之《采薇》、《出车》、《六月》、《采芑》等篇所记史实相互征引，是研究西周晚期周王室与北方部族关系和西北地理的重要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铭文字体端庄，是金文中的书家法本。它的金文排列方式与字形处理方式有别于其他西周铭文，却与东周后期战国吴楚文存在着某种相近的格局。比如，它非常注意每一文字的单独性。线条讲究清丽流畅的感觉，而字形却注重疏密避让的追求，有些钱条刻意拉长，造成动荡的空间效果。造型的精练与细密，也使我们惊讶于西周金文中这样清丽秀逸的格调。 年8月25日，我国发行一套《伟大的祖国（第五组）古代文物》特种邮票，其中第3枚为“虢季子白盘”。 [幕后故事]虢盘原本在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虢川司。时任眉县县令的徐燮乃常州籍人士。好古。虢盘近水楼台为徐所得。徐卸任返籍时将虢盘带回了常州。至太平天国时期，护王陈坤书镇守常州。虢盘又易手成了护王的珍藏。 清朝同治三年（年）5月11日，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在追杀太平军的过程中率部占领常州，刘铭传住进了太平军将领陈坤书的护王府。由于护王手下的将士仍不屈服，经常利用夜晚伏在小街僻巷里进行反抗，所以淮军不得不在夜间加强城防巡视。一天，夜半更深，万籁俱寂，刘铭传在护王府大厅秉烛读书，忽然听到院中有金属撞击的声音，以为有刺客潜入。刘铭传大惊，立刻传呼众亲兵赶到院中搜索。众人里里外外搜遍，没有发现任何踪影，再仔细听听，原来声音是从马厩里传出的，循声搜去，才知是马笼头上的铁环撞击马槽发出的叮当之声。马槽向为木料所制，为何有此清脆金属声音？刘铭传心生疑问，当即命令士兵用灯笼照看，在微弱的灯光下看不清楚，刘铭传就伸手去摸，只觉得浸凉异常，仔细分辨才知是一金属物体。第二天一早，刘铭传好奇地走到马厩中，叫士兵把马槽洗刷干净，这时才看清楚是一个铜盘。读过几年古书的刘铭传知道这种文字叫籀文，为三代文字，他暗想此物年代久远，必是国宝，忙叫人“三熏三沐”，洗涤干净，并在自己奉命攻击浙江湖州、安徽广德期间，设法叫士兵运回自己的家乡——安徽肥西刘老圩。并在刘老圩盖了一座盘亭，并作《盘亭小记》记叙此事。 虢盘到刘府后，消息不胫而走，引得不少达官贵人争相欲往观赏。而刘铭传偏偏惜盘如命，不轻示人，为此还得罪了不少权贵。年至年，刘铭传归乡赋闲期间，大江南北文人名士蜂拥而来，人人叹羡不已，消息很快传到京师翁同龢耳中，翁氏托人到刘老圩说项，愿意出重金购买。刘铭传听言火冒三丈，以生硬的态度回绝了说客。翁氏仍不死心，又叫人前去说亲，愿意将女儿下嫁刘家，做刘铭传长媳，以通秦晋之好。刘铭传左思右想，认为根子还在虢盘上，就以不敢高攀之语谢绝了这门婚事，翁氏大为扫兴，从此和刘铭传交恶。至光绪十一年（年）台湾撤府建省，刘铭传赴首任台湾巡抚，虢盘则安驻合肥老宅盘亭，未随往台湾。 刘铭传去世后，其后人遵照他的遗嘱，小心保护这件国宝。他的后人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为保护虢盘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争。其间最具威胁的先是任国民党安徽省的刘镇华。作为地方官的刘镇华在年至年主持安徽政务期间，独霸专权，横征暴敛，草菅人命，对虢盘更是觊觎已久，多次派人以种种理由到刘府搜劫，虽未果，但刘氏后人却饱受了皮肉之苦。 抗战前，曾有一美国人托人找刘铭传的曾孙刘肃曾，愿出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钱购买虢盘，并答应成交后将其全家迁居美国。随后，法国人、日本人等都曾找上门来愿以重金购买虢盘，均被刘家拒绝。及至年“七七事变”后，合肥旋告沦陷，日军入侵，强抢豪夺、无恶不作。面对外辱，刘家后人知不能敌。只得将虢盘重新入土，他们将虢盘深埋丈余，其上铺草植树。而后举家外迁，以避战乱。日寇多次搜掠也成泡影。 抗战后，李品仙任安徽省省长，他是一个“古董迷”，曾利用职权在皖盗窃楚墓，搅得民声沸腾。对虢盘他更是垂涎欲滴。他一再派人前去盘索，在遭到拒绝后竟将刘家大厅中所挂字画搜刮一空。不久他又派一营部队进驻刘老圩，天天逼刘氏后人交出虢盘。刘家人无奈，只好再次举家出逃避难。在此期间，李品仙的亲信合肥县长隆武功为讨好上司，亲自带人到刘家老宅，将几十间房屋的地板全部撬开并挖地三尺以寻虢盘。终亦未果，悻悻而去。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十分重视，年冬，政务院给皖北行署发电报，指示查明虢盘下落。皖北行署当即派人专程到刘老圩向刘肃曾全家传达政府保护文物的政策。刘肃曾当即表示：“保护国宝，责任非轻，个人力薄，盘之安全可虑；现政府如此重视，亟愿献出，从此国宝可以归国，获卸仔肩，亦为幸事乐事。”遂于年1月19日在其家中一间人迹罕至而又破旧不堪的屋子里，挖开历经14年的封土，将虢盘掘出，献给国家。就在虢盘拟送北京时，一件意想不到的盗窃破坏国宝事件突然发生。一名犯罪分子溜进刘家，手持钢锯准备锯下8只饕餮衔环，声音惊动了守护在附近的解放军战士，当即将他抓获，使国宝免受破坏。事件发生后，人民政府指示迅速将虢盘运送北京，并请刘肃曾同行。虢盘抵京后，董必武、郭沫若、沈雁冰等亲切接见了刘肃曾，文化部颁发了奖状。
康侯青铜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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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青铜器，传出土于河南浚县，高9.1厘米，刃宽6.8厘米，銎宽3.7厘米。器长方銎，口缘下有一周凸起宽带，短边一侧附一半环钮，圆刃无角。器上铸铭文“康侯”。康侯，典籍之中称为“康叔”，是周武王同母少弟姬封，在周公旦平定纣子武庚与管叔、蔡叔叛乱之后，被封为卫国之君，封地在殷都朝歌，即商的中心地区，以统治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尚书》中《康诰》、《酒诰》、《梓材》篇所记即是此时周公旦担心康叔年少误事而对其进行的告诫。周成王时，康叔担任周司寇，可见其在周人统治集团中的重要地位。河南浚县辛村曾发现西周时期的卫国墓地，并出土铸铭“康侯”、“卫”的青铜器。
康侯青铜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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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爵流口上翘，且略弯为弧状。双柱距流稍远，柱顶呈菌形，并饰以涡纹。壁身较直，中部饰目雷纹一周。圜底，三棱形锥足，外撇。此器造型典雅，纹饰精美，是商代后期的典型器物。 仅凭肉眼从外观都可以看出，这件康侯青铜爵比二里头出土的青铜爵精致多了，说明西周时的铸造技术比二里头时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匽侯盂（y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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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是古代盛食器或盛水器。《说文》：“盂，饭器也。”铜盂最早见于商代，春秋时已较少见。匽侯铜盂就是匽侯盛饭食的盂。匽侯盂高24.3厘米，口径33.8厘米，足径23.3厘米，盂口内壁刻有“匽侯做饙（fēn）盂”5字铭文，年5月12日出土于时属热河省凌源县的海岛营子村（今属辽宁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山嘴子镇）。 盂体纹饰精美，通体以云雷纹为地，布满夔风纹，鸟头像龙首而凤冠逶迤下垂。匽侯盂所施的夔风纹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华丽的长冠凤纹，显示了器主身份和地位的尊贵。 匽侯盂内壁有5字铭文，器内铸铭文5字：“匽侯作饙（fēn）盂”。从铭文可以得知，第一，此盂是用来盛饭的，饙的本意为蒸熟的饭，在此泛指饭食；第二，作器者为“匽侯”。匽侯是何许人也？当时，“匽”与“燕”通用，因此“匽侯”即为“燕侯”。燕是周初分封的诸侯，始封之君乃召公奭之长子，封地在蓟（今北京）。匽侯盂上的铭文虽有仅有几字，但它的发现证明了周初燕国地域已达今辽宁西部地区。因此，匽侯盂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被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十大国宝青铜器之一。
西周青铜罍（lé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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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早期的青铜罍。罍（léi）是中国古代大型盛酒器和礼器。流行于商晚期至春秋中期。体量略小于彝，罍有方形和圆形两种，方形罍出现于商代晚期，而圆形罍在商代和周代初期都有。
西周早期的青铜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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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早期的青铜鼎。鼎，盛行于商、周。三根立腿，两只提耳，用于煮盛物品，或置于宗庙作铭功记绩的礼器。
召青铜卣（yǒ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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卣（yǒu）是中国古代用来装酒的一种器皿，外观上大部分是圆形或椭圆形，盛行使用时期为商代跟西周时期。 这件召卣为直筒形，平底，口缘下附半环耳。高9.5厘米，口径9.6厘米，足径9.7厘米。器通体饰龙纹、云雷纹。器内壁铸铭文7行44字，记述周王将毕地“方五十里”赏赐作器者召。这篇铭文反映的土地制度与分封制的“侯于某”不大相同，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周早期的土地分配方式。铭文通篇用字竖有行，横无列，参差错落；笔画波磔分明，反映了用笔过程中明显的提、按意识。
蠡青铜方彝（y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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盠青铜方彝，年出土于陕西郿县（今宝鸡市眉县）李村，高22.8厘米，口长14.3厘米，口宽10.9厘米，是西周时期的盛酒器。器由器盖与器身两部分组成。巨大的器盖占据了整器的三分之一，造型为四坡屋顶形，铸以扉棱为脊，共有一条正脊和四条斜脊，正脊中间立一屋顶形钮，反映了当时的四面坡、重屋式的建筑结构，使今人可一窥周王室宫殿的建筑风采。器身为长方形，腹部两侧置有象鼻上卷状耳，圈足较高，底缘外侈作阶状。器身、圈足四转角置扉棱。整器表面通体满饰花纹，最为醒目的是器盖和器腹的中心位置均装饰由涡纹和云纹组成的圆形漩涡纹，此纹饰与同出一处的盠驹尊主体纹饰如出一辙，令人不免猜测是否为一族徽标记。器盖圆形漩涡纹上方装饰窃曲纹，两侧为夔纹。颈部饰一周窃曲纹带，其下为两凹形槽。腹部纹饰与器盖纹饰类似，也是圆形漩涡纹与夔纹的组合，并以云雷纹填地。圈足饰窃曲纹带，与器腹也以两凹槽相隔。其造型典雅庄重，纹饰繁缛缜密，层次清晰，极具艺术感染力，是西周青铜艺术品中的成功之作。 器内壁铸铭文10行字，记载作器人“盠”是周王的同宗，周王命盠掌管司徒、司马、司空和周六师、殷八师的军政和屯田事务，并赐盠衣物、玉佩和车马饰等厚赏，盠因此作器以记其荣宠，颂扬天子恩泽。 盠青铜方彝是中国最早有屯田的文字记录，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西周盠青铜驹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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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盠青铜驹尊年出土于陕西郿县李村，为西周时期的盛酒器，高32.4厘米，长34厘米，重5.68千克。盠青铜驹尊昂首挺立，身躯短小，腰部平展，颈部斜伸，剪鬃竖耳，矮足短尾，神态憨稚，形象生动逼真。背部开方口，有兽钮盖，腹部中空用以盛酒。器表装饰极为简洁，仅在腹两侧和盖钮上装饰涡纹和云纹组成的圆形漩涡。整器相当准确地再现了小马驹的全身比例和身体结构，显示出周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在驹体颈胸之处有铭文94字，盖内有铭文11字，记述某年十三月（闰月）甲申，周王举行执驹典礼，周王亲赐盠两匹马驹，盠拜赐后，称颂周王不忘旧宗小子，给予他辉煌的荣誉。盠为颂扬周王之恩德，并祭祀其亡父而作其器，以此纪念。“执驹”典礼是幼马升级成为役马的仪式，就是将两岁左右的小马牵离母马，教其驾车服役时举行的仪式。周王亲自参加执驹之礼，可见西周时对马政的重视。盠驹尊是西周时期写实动物雕塑的代表性作品，也是已知最早的驹形青铜器。驹尊的发现，对于研究西周时的马政和中国古代畜牧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也证实了史籍“非子养马”即非子因善养马，受周孝王委任，在汧水、渭水交汇的地区主管畜牧，成效卓著，有功而受封等史料的记载。
比青铜簋（guǐ）盖
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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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径24.6厘米，器盖内铸铭文9行96字，记述比与攸卫牧之间发生田地纠纷，比向周厉王提出诉讼，周厉王派人裁决，比胜诉。此篇铭文是一宗较完整的诉讼案例，对研究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及诉讼情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不嬰”青铜簋（guǐ）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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簋（guǐ）是古代中国用于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也用作礼器，圆口，双耳。流行于商朝至东周，是中国青铜器时代标志性青铜器具之一。 此青铜簋盖系周宣王时期文物。此器盖内铸铭文13行字，记述玁狁侵犯周王朝西部边境，作器者不嬰受命抗击，获胜后得到赏赐。有意思的是，此件簋盖在陕西出土，收藏于国家博物馆，但它的簋身却在山东省滕州出土，收藏于滕州市博物馆，簋身腹内铸有铭文字，内容与簋顶盖铭文相同。
青铜雁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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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的酒尊。准确地说，该叫鸭尊。年在辽宁凌源出土。通体高44.6厘米、口径12.7厘米，长41.9厘米，重6.6千克。这个酒尊通体做成鸭形，尊口开于鸭的背上。鸭的双脚在前，后腹另外制作一支脚，与双脚共同支撑全体。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尊常常做成动物的样子。
宜侯夨（cè）青铜簋（gu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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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侯夨簋高15.7厘米，口径22.5厘米，足径17.9厘米，年6月，《宜侯夨簋》岀土于江苏省镇江大港镇烟墩山。器侈口，束颈，四兽首耳，浅腹，圈足较高，下缘附边条。腹部间饰涡纹、夔龙纹，圈足饰鸟纹。器内底铸铭文12行余字，大意为周康王册封夨为宜侯，赏赐他鬯酒（一种香酒）、铜器、弓箭和土田、山川、奴隶等。作器者夨原为虞侯，改封为宜侯。 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分封制始于西周初年周王对同姓和功臣的分封，大量史书详细记载了当时分封诸侯的史实，不过目前存世的文物之中，只有这件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宜侯夨簋是考古发掘材料并且明确记载了西周的分封情况的，这就决定了他在研究西周分封制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专家还断定铭文中的“宜”即在今（江苏）丹徒一带，也就是吴国的发源之地，而宜侯夨簋因其对研究吴文化的重要性又被称为“吴国第一铜器”。
“禽”青铜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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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厘米，口径厘米，足径厘米。器侈口，兽首双耳垂珥，鼓腹，圜底，圈足较高。颈部、圈足饰带状饕餮纹。器内底铸铭文4行23字，记述了周成王伐奄侯之事。 周武王灭商之后，封纣子武庚为商后，留在商都，借以管理商人;同时，由武王弟管叔、蔡叔、霍叔对其加以监督，即为“三监”。不久，周武王离世，其子成王诵继位。因成王年幼，遂由武王弟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对此不满，纣子武庚乘机与其串通，并联合东夷中徐、奄、薄姑、熊、盈等方国、部落，发动了复国战争。经过三年东征，周公平定了叛乱。“禽”青铜铭文中“奄”，其地在今山东曲阜，是周初参加叛乱的方国之一。
“颂”青铜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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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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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晚期盛酒器，高51厘米，因作器者为「颂」而得名。器口、颈、腹部均为圆角扁方形，颈部收敛，腹呈椭方形，庞大而下垂，颈部两侧有兽首衔环，圈足高且厚。器身上的花纹以环带纹、蛟龙纹为饰，圈足与壶盖则饰垂鳞纹及窃曲纹。形制庄重、纹饰瑰丽，此类形制硕大的方壶流行于西周晚期。西周晚期青铜器上的花纹一反主轴中线、两两对称的铺排，而喜用连续环接的纹饰。器颈、腹部内壁铸铭文21行字，记述了作器者颂受到周王“册命”。《颂壶》所记“册命”典礼进程，与《周礼》、《礼记》、《仪礼》及《左传》中所载相符，两者可彼此证明，使我们能够较为清晰地了解西周时期的“册命”典礼。 西周时期，职官任命需举行隆重典礼，即“册命”，“颂”青铜壶铭文较完整而详细记录了这一仪式。铭文所记可析为以下四个进程： 1.五月甲戌之日清晨，周王在宗庙中的大室; 2.宰弘作为傧相，将颂引入大室，颂站在中庭之中，史虢生负责宣读周王的“册命”； 3.宣布任命颂所负责之职与所赐命服； 4.受命的颂对周王行稽首礼，接受册书出门，然后对有司行纳瑾之礼。 而这件壶则是典礼完成后，「颂」为颂扬天子的美意，及荣耀先父母龚叔、龚姒，表达未尽的孝思，并祈求家国康乐大福、周王万年长命而作。“颂”青铜壶铭文所记的“册命”之礼与《礼记祭统》、《周礼》、《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有关记载大致相同，由此，我们可将其与这些记文相比较，从而订正以往的误读
禹青铜鼎
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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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晚期著名青铜器，为厉王时禹所作。通高54.6厘米，口径46.7厘米，年在陕西省岐山县任家村出土。器厚立耳，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腹壁斜外张而下垂外鼓，底部曲率较小，，下承三蹄足。颈部饰穷曲纹，间饰扉棱，腹部饰波曲纹，足上部饰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西周晚期的青铜器铸造已经非常成熟，整个器身雄伟庄重，铸作精致，完美展现出西周时期高超的铸造技术与精湛的制造工艺。 器内壁铸铭文20行字，记述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侵犯周王朝的东部、南部疆土，周厉王命西六师、殷八师前往征讨。作器者禹受武公之命，率军参战，俘获鄂侯驭方。大将军禹特别铸造了这件青铜器，以此来记载他在这场战役中的出色战功。 铭文大致可分为五段：一、禹先讲述自己的先世。二、叙述鄂侯势力逐渐强大，蓄意反周，不断侵犯周王朝东部和南部的领土。周厉王多次派兵出征，但是叛乱一直没有得到镇压。三、周王派大将军禹率兵协助西六师和殷八师作战。四、禹经过艰苦奋战，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擒获了敌方的首领鄂侯驭方。五、禹铸造了这件青铜鼎来记载他在这场战役中的赫赫战功。 西周时期，鄂国是分封的南国当中的大国，历史也比较悠久，鄂国凭借自身势力越来越大，多次蓄意反周，经过大将军禹率兵浴血奋战，最终擒获首领鄂侯驭方，从此鄂国的国力逐渐减弱，这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国也从此走向灭亡。 因此，禹青铜鼎对于研究西周晚期周王朝与分封国之间的关系，以及西周时期军队制度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史学意义和价值。
作者，徐祥，贵州安顺人，偶尔读书、旅行、写作、摄影，信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喜欢从历史的视角观察现实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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