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成都日报
三星堆考古近日再“上新”，又一次将世人的目光聚焦于震古烁今的古蜀文明。
青铜神坛、龟背形网格状器、顶尊屈身倒立铜人像……这些令世人惊叹的青铜器，将远古文明的熠熠光辉投射到现代，向全世界展示了历史深处的文明之美。
青铜器诞生于文明之初，熔铸了上千年文明蕴藉的青铜器已然成为国之“重”器。千百年来，中国的青铜器吸引了无数人为之深深着迷；今天在全国各地的博物馆中，几乎都会看到青铜器的存在。
许多人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看见一个青铜器却不知其为何用，而很多青铜器的名字都很生僻，见字而不知其为何名，青铜器上精妙绝伦的纹饰，更让人不知其为何指。
为此，四川博物院副研究员郭军涛博士接受了本报的专访，带我们从古蜀出发，揭开笼罩在青铜器上的神秘面纱。
三星堆的青铜器
可能是古蜀祭祀场景的见证
记者：近日，三星堆遗址7、8号坑又有很多重磅器物出土，其中就有许多精妙绝伦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最大的功能是什么呢？
郭军涛：年以来的祭祀坑发掘，已经出土余件各类文物，尤其是各种青铜文物的出土，极大地丰富和推进了人们对古蜀青铜文明的认识，甚至可能修正我们以往的很多认识。因为考古资料尚待进一步整理、研究和公布，这些青铜器的功能也需要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再来确定。
这次8号坑出土了一件青铜神坛，其高大宏伟、造型独特、工艺复杂，极具视觉震撼。再结合出土的各类青铜文物来看，我感觉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古蜀人用青铜器营造或者记录了一个场景，这个场景有可能是古蜀文化中祭祀场景的真实记录，也有可能是古蜀文化中宗教、思想、艺术等方面综合性的物化呈现。
三星堆青铜器
像是“立体雕塑”
记者：在您看来，古蜀的青铜器最大的特点或者亮点是什么？
郭军涛：我认为，古蜀青铜器与商周文化及我国其他区域青铜文明相比，最显著、最大的亮点是“立体雕塑”特别发达。相较于商周文化以青铜容器为中心的器物制度，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中的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青铜人头像、青铜面具等，这些采用立体铸造的青铜器物，在参观时给人最为震撼的观感，给我们的印象最为深刻。
三星堆青铜器的“立体雕塑”特征，在与之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也是十分突出的。我们知道，同时期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其雕塑十分发达，风格以写实为主；三星堆青铜雕塑与之相比，毫不逊色，而且抽象化特征更为明显。
我们曾经在意大利古罗马时期的建筑中举办过一个展览，罗马时期雕塑与三星堆青铜雕塑同时陈列，三星堆青铜雕塑一点不输于前者，极具视觉冲击力。
记者：古蜀青铜文明在世界青铜器中有着怎样的地位？
郭军涛：年，三星堆遗址1、2号坑的发掘，使古蜀文明“一醒惊天下”。年以来启动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发掘，古蜀文明再度引起轰动，每一次电视直播，几乎都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就同时期世界范围来看，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器，特别是以“立体雕塑”为特征而形成的雕塑群，其所代表的制作技术、艺术审美都是独一无二的。
三星堆“异乎寻常”的青铜器群，丰富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内涵，改变了我们对商周青铜文化格局的认识；这一时期的古蜀青铜器，其技术成就、艺术成就都具有世界性。
三星堆的“青铜雕塑群”
在同时期世界范围中独一无二
记者：您参与过一些青铜器的展览，如前段时间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您觉得古蜀青铜器与中国其他地区青铜器的联系是什么？
郭军涛：青铜器的成形技术，一般分为锻造和铸造两种。锻造成型在青铜时代的西方比较流行，中国也有，但不普遍；铸造是青铜时代东西方青铜器最主要的成型技术。青铜器铸造技术又可分为“失蜡法”和“块范法”。中国青铜铸造技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块范法，这也是中国青铜文化在技术层面区别于世界其他青铜文化最显著的特征。
“块范法”是将一件器物制成模型，即就是模或母范；在模型的外面用泥土做成外轮廓，也就是外范，外范要分成数块，以便于从模型上脱下来；此外，还要制作一个与器物内腔大小相当的范，称为芯或者内范；外范和内范组合之后，中间会有一定厚度的空隙，就是型腔，铜液注入型腔冷却后，除去外范和芯就会得到要铸造的器物。
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技术是上古时期世界文明中最突出的技术成就之一。甚至有美国学者认为，我国商周时期青铜器铸造所体现的高端的技术水平、复杂的生产组织、多源的资源配置，堪称“公元前12世纪的波音飞机”。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商周时期青铜器最能代表古蜀青铜文明的发展水平。古蜀青铜器与我国其他地区青铜器就铸造技术体系而言，同属于“块范法”铸造技术系统，是同一个技术体系。
我在参与“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的时候，曾经非常细致地观察过三星堆参展的青铜器，特别是青铜人头像、神树等古蜀文化最具特色的器物，看到这些青铜文物上面存在分范时所形成的范线、为了保持器物的厚度均匀而使用的芯撑（垫片）、器物内范等，这些都是“块范法”铸造时遗留下来的痕迹，说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头像、神树等均是使用“块范法”铸造而成的。
就青铜容器而言，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罍都是借鉴中原商文化青铜器中的器类；另外，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尊、罍中，与其器形、纹饰、风格相同或相近者，在长江流域其他地区也有发现，例如展览中湖南岳阳出土的“鱼纹罍”，除鱼纹外，造型、纹饰风格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罍非常相近；最著名的要属龙虎尊，安徽曾经出土一件，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也出土了一件龙虎尊；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牌饰、青铜尊等与二里头文化、汉中宝山青铜器群等均有联系。
这些都说明，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古蜀青铜器，与商文化、长江流域其他区域文化存在技术、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联系。
古蜀文化中动物形青铜器
其文化含义很复杂
记者：对比商周文化中动物形青铜器，古蜀文化中的动物形青铜器有什么特点？
郭军涛：在商周青铜器中有很多动物形青铜器，主要见于尊、觥，这两类青铜器均为酒器，其中以青铜尊比较常见，比如我们可以看到的鸱鸮尊、豕尊、象尊、鱼尊、凫尊、兔尊、牺尊等。根据《周礼》记载，鸟兽形尊是盛专供祭祀时使用的不同酒的酒器，而考古资料显示，出土动物形青铜器的墓葬级别都很高，这类青铜器是使用者身份的标志物。它们的造型既有写实的，也有抽象的，将造型与纹饰完美结合，是我国青铜艺术的精品。
例如，年出土于陕西眉县李村、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盠驹尊，就是一件十分写实的青铜器，其造型就是一匹憨态可爱、生气十足的小马驹，根据上面的铭文可知，这件器物的来历是周王在举行“执驹之礼”时，赏赐给盠两匹马驹，盠作驹尊以示荣耀，使后代子孙永志不忘。这一件将西周礼制与现实动物相结合的青铜器，在商周青铜器中极为罕见。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动物形青铜器，与商周文化中动物形青铜器的功能是有区别的，多是大型青铜器的构建或者附件，例如年出土的青铜人首鸟身像，就是青铜神树的构件。古蜀文化中动物形青铜器，其文化含义是非常复杂的，需要科学、深入地研究，它们可能体现了古蜀人的自然崇拜、宇宙观、宗教意识等。
青铜纹饰
是时代特征的解读符号
记者：在青铜器上有非常多精美的纹饰，这些繁杂美丽的“文身”有怎样的指向和意义？
郭军涛：我国古代青铜器上丰富多彩的纹饰，与各种奇巧造型相结合，共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青铜文化艺术，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青铜纹饰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体现了高超的工艺水平，是当时艺术成就的表现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
我国青铜纹饰一般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商到西周，青铜纹饰幻想性、抽象性更强，更多地体现神秘性，例如饕餮纹，就是将很多动物的特征综合而形成的一种兽面纹；西周流行的凤鸟纹，在纹饰上可以发现多种鸟类、禽类的特征，也是一种综合性纹饰；第二阶段从西周晚期开始，包括整个东周时期，青铜纹饰开始简化，写实性趋强，更多地体现装饰性，很多都是一种简单纹饰造型的模块式重复，例如四川博物院藏的战国水陆攻战纹铜壶，其纹饰可见有采桑、习射、宴乐、弋射、水陆攻战等内容，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贵族生活等场景的展现与记录。
青铜器的命名
是一种学问
记者：鼎鬲甗簋彝罍盉匜尊爵角斝……这些青铜器是如何命名的？有何讲究？
郭军涛：青铜器的名字好多都是生僻字，如果不接触青铜器，有的字普通人一生也碰不到几回。青铜器的名字是怎么取的？看似简单的一问，其实涉及了青铜器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青铜器的分类与定名。将青铜器分类与定名相联系的是器物的功能，所以现在学界都是基于功能和用途对青铜器进行分类的。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最正确、最妥当的定名，就是以器物被使用时的名称为准。但是，青铜器早在几千年前就被埋在了地下，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人们当时是怎么称呼它们的。后世学者都是根据古代文献，对青铜器的名称进行匡定的。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性对青铜器进行分类、定名研究的时代。宋代因为金石学兴起，开始了对商周时期青铜器的系统研究，直至清代，金石学家们多是依据同类相聚的方式，对青铜器进行分类，也是按照功能、用途分类思想的萌芽。
随着青铜器资料的进一步积累和学科的发展，在晚清、民国时期，学者们根据相关的金文、古文字资料，对宋代的研究做了一些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考古学资料的丰富和考古学科的发展完善，青铜器研究的科学化、系统化，青铜器的定名也更加科学和规范化。
青铜器的定名，首先是一个分类的过程。以朱凤瀚先生的研究为例，他依据功能将中国古代青铜器分为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五大类，容器之下又可分为亚类，如食器、水器、酒器……再依据更具体的用途分小类，如食器中的鼎、酒器中的爵、兵器中的戈……
青铜器的名字，有通用名和专有名的区别。有的青铜器铭文中会出现“自名”，即铭文中的自称，学者们认为“自名”最可靠。现在使用的青铜器名字中，有一部分就是依据自名确定的。
如何辨别
“长得像”的青铜器具？
记者：当我们来到博物馆欣赏青铜器时，如何分辨它是鼎、是鬲、是簋还是其他器形？
郭军涛：对一般观众来说，我认为这是一种专业性的追求。我可以提供一些方法供大家参考，比如联想式记忆，看到“鼎”联想到“三足鼎立”这个成语，三足就是鼎的最基本特征；用“加官进爵”来记住青铜器中作为酒器的爵，联想升官之后要饮酒庆祝；借助“觥筹交错”认识青铜酒器觥等；再有，就是定点式记忆，在食器、酒器、水器、武器等各类中，选择有特点的器物进行特别记忆，然后通过组合联系，进而记住更多的青铜器，例如觚爵相配、鼎簋组合等，当然这种方法需要一定的专业基础。
记者：青铜器被称为“火与金的艺术”，这些看上去是蓝绿色、暗绿色、黑色的青铜器跟“金”有什么关系？
郭军涛：首先要强调一个常识性问题，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青铜器颜色，不是它本来的颜色，而是青铜器被掩埋在地下千百年表面所形成的铜锈的颜色，因为以绿色为主要锈色，故被称为青铜器。
青铜器铸造出来，起初的颜色是金色，所以在我国周代青铜器铭文及文献记载中，青铜被称为“金”和“吉金”。我们一定要注意，在汉代以前的文字资料中，“金”一般是指青铜。“火与金的艺术”中，“金”就取的是青铜的意思。
中国古代青铜器
是世界认识中华文明的
标识性文化符号
记者：青铜器被认为是一种世界性文明的象征。青铜器的使用，是否标志着人类文化发展到了某一阶段？
郭军涛：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铜是人类利用金属的开端，青铜是人类主动认识并使用的第一种合金。
一般认为，青铜是铜、锡、铅三元合金，锡、铅不同比例的加入使青铜具有了熔点低、硬度高、易于铸造的特点。因此，在人类历史上相当长的一个阶段内，青铜被广泛地用于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等。人类历史上以青铜器作为标志的历史时期，就被称为“青铜时代”，是人类物质文化史进入金属时代的开始。
记者：东西方青铜文明中出现过哪些相似的文化符号，这些相似的文化符号是否可以证明古代东西方青铜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影响？
郭军涛：青铜时代，东西方青铜文化交流一直没有间断过。现在一般认为青铜冶炼技术最早可能起源于西亚，向东传播影响到我国。在此基础上，中国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青铜技术体系，这也是我国青铜文化发展的基础。
但是，东西方青铜文明中所见的相似的文化符号，例如古蜀文化中的面具，西亚、古希腊地区也流行；权杖，在西方青铜文明中流行，也见于古蜀文化，这些能否说明，在青铜时代，上述区域与四川地区存在直接的文化交流，我认为未必。青铜文化的传播和影响需要证据链的，两地相隔千山万水而出现的相似的文化因素，中间没有传播交流的证据，要将二者直接联系，须慎之又慎。
记者：在今天东西方文化交流中，青铜器有着怎样的地位与意义？
郭军涛：世界各大博物馆，只要有东方或者中国主题的展览，中国古代青铜器是必不可少的展品。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为例，该馆中国艺术展厅最为精彩的就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其中尤以年出土于陕西宝鸡戴家湾的一组西周柉禁组合青铜器，最为引人注目。
中国古代青铜器，不仅是我国先进的物质文化史的实物证据，更是中国古代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的见证。以博物馆交流为例，在今天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展览是最为常见的展览主题。就像三星堆出土的古蜀文明青铜器，每赴国外展出，均会引起轰动一样，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世界认识中国、认识中华文明的标识性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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