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马在我国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后汉书?马援传》中记载：“马者，兵甲之本，大国之用。”
在浩瀚无垠的文化长河中，边塞诗人笔下那旌旗猎猎、烈马嘶鸣的豪迈和“人语西风，瘦马嘶残月”的凄凉，已经成为了刻在中华儿女记忆里的文化经典。马艺术形象逐渐演变为中国古代的艺术符号，也诞生了大量含有马形象的文学和艺术作品。
其中，先秦两汉时期的马艺术形象集中体现马形象从兴起发展到巅峰的状态。透过先秦两汉时期马形象在艺术作品中的不同特点，我们可以窥探这一时期马文化的变迁，一赏古人眼中的“天马”之美。
一、一马当先，驰骋天下，青铜时代是马文化的发轫，也是马艺术形象的滥觞
马形象兴起于西周，繁盛于两汉。
我国最早的马形象是出土于陕西眉县的盠驹尊。这尊铜像造型具有一定的写实性：马身静态站立，身体比例匀称且健壮。除此之外，还有我国最早发现的骑马俑——出土于陕西咸阳塔尔坡秦墓的骑马陶俑，与盠驹尊相比还处于初级阶段。它的制作手法简单粗拙，骑者表情僵硬，头戴立檐帽，身着挽袖衣等，向今人道出了穿越数千年的马鸣。
除了青铜塑像，绘画中的马艺术形象同样也使人眼前一亮。
先秦时期的绘画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壁画、章服以及青铜器、玉器、牙骨雕刻、漆木器等的纹饰是绘画应用最为广泛的场所，也代表了先秦绘画的艺术成就。早期绘画大体上是用于装饰器物的纹饰和图案，一般是孤立的、静态的图案描绘，至西周后期，则开始出现以表现人物活动为主的纪事性绘画作品。
在先秦墓室壁画《车骑出行图》中，就已经有栩栩如生的马艺术形象的绘画了。不难看出，马在先秦时期已经成为了王公贵族出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的彩绘妆奁漆画上马形象的出现，为世人勾勒出了先秦贵族的社交礼仪风貌，而马则是先秦贵族社交生活中一种礼仪和风俗的文化符号。
漆画前四个场景相次发生，画面整体连贯自然，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一幅连环画，也是战国时期人“最为天下贵”的理念在艺术方面的反映。
这幅画究竟描绘的是一幅怎样的场景？国内学者众说纷纭：有“出行迎宾图”之说，有“金秋郊游图”之说，也有“王孙迎亲图”之说。漆画上的马形象较之前的陶俑和壁画而言，写实性明显弱化，更加注重了马形象的情态写意，颇具活泼生动之感，传达出场景中王公贵族们出游的欢愉与迎宾的热闹。
先秦时期孕育着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也诞生了诸多原始却独具美学韵味的艺术品。其中，马形象已经进入了中华文化的艺术创作中，成为了社交礼仪的一个重要部分。自此，独具中华特色的马艺术形象就已初具雏形。
二、铁骑怒马战风云，秦时一统天下绝，马艺术形象于秦成熟，走向高峰。
秦王嬴纵横车马，驰骋天下，吞并六国，一统华夏，终成一代佳话。秦征战六国期间，兵强马壮有时甚至可以决定一场战争的胜利，车马的运用也由此发展到了顶峰状态。说起秦时期的马形象艺术品，最广为人知的当属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陵的兵马俑。
秦始皇兵马俑是世界考古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也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展现了大秦帝国非同凡响的军事实力，也浓缩着秦人尚武的社会风气，因此，世人也将其称作“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秦俑艺术的成就可以归结为“大、多、精、美”四个方面。
首先，秦兵马俑坑的面积之大和秦俑的体积之大所产生的壮阔气势，总会使到访的众人为之倾倒。总面积达二万平方米的军阵场面，身高1.8米至2米的陶俑，高1.7米、长2米的陶马，其真实而气势却格外壮阔的场面，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秦俑群雕的数量之多，在世界雕塑史和考古发掘史上都是空前的壮举，在无形之中给人带了别样的震撼。
秦俑的“精”，则来源于秦兵马俑注重对细节的精雕细琢。无论是陶俑、陶马本身的制作，还是铠甲、胡须、发髻等细微之处的刻划，处处体现着匠心独运的巧思与细致。
秦俑的“美”，则源自于千人千面、各具特色的陶俑形象之美。陶俑的形象之美来自其真实而独特的情态和栩栩如生的姿态。
他们中间有气宇轩昂、魁梧健硕的将军；有威武刚毅、身经百战的军吏；更有神情各异、生动传神的士卒，或年轻稚嫩、憨厚质朴，或老练深沉、聪颖机警，或持剑而立，或牵马而行，或神情凝重、若有所思。
他们身着战袍，衣袂飘飘，须发飞扬，浑身上下每一处的雕琢都无微不至，将大秦军队的衣冠服饰和各色军吏复刻并封存在了兵马俑坑这个巨大的时光胶囊里，散发着来自遥远的古秦帝国厚重的历史气息和秦人军旅生活的真实模样。
秦俑坑中陶马形象的塑造同样逼真传神。秦兵马俑中的陶马多是通体枣红色，马口中是红舌白牙，身上是黑鬃、黑尾、白蹄。马头方正，棱角分明，四蹄躜地，劲健有力，两耳短促，张口嘶鸣，十分神骏。
陶马的造型抓住了马的神韵和关键部位的特征，生动传神、丝丝入扣。秦人的祖先有善于养马的传统，正是有着丰富的现实经验，马的形态才能雕刻得如此惟妙惟肖。
不难看出，在秦朝，马艺术形象已经具备了遒劲有力、健壮高大的特点，成为了一个国家军事实力雄厚的代表，也凝聚着秦人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精神面貌，再加之精湛绝伦的工艺技术以及秦手工业者的精益求精，铸就了独属于秦人那充满热血、气势恢宏的浪漫。
三、铁蹄铮铮，烈马奔腾，马踏飞燕声扬四方，两汉时期的马艺术形象成为夸张浪漫的典范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返汉后，向汉武帝禀报：“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之子也。”西汉王室对于汗血宝马的热衷也由此发轫。
他们将这种产自西域的良马称为“天马”，这种马凭借其头小英俊，腰围宽厚，躯干粗实，四肢修长,臀尻圆壮的体貌特征以及先天独具一格的飒爽英姿获得了汉武帝的青睐。自此，汗血宝马传入中原，马种的改良也影响了这一时期马艺术形象的改变。
汉代的马艺术形象相较于秦朝而言，体现了静态美到动态美的发展趋势。汉代艺术品中的马形象往往身躯圆浑雄壮，姿态飘逸俊美，四肢强健有力，并常常以动态造型呈现，两目圆睁，张口嘶鸣，马尾高扬，情态夸张恣意。即使是汉画像砖中的车马造型，马形象也无一例外都具有夸张的神态和比前朝更加高大健壮的体格。
最具代表性且马形象发展最为明显的画像砖，当属山东嘉祥武氏祠堂东汉画像砖。武梁祠对车马的表现代表了汉代的最高水平,手法是阳面刻画总体、阴线刻画细节,对马外形的掌控也非常到位。马在奔跑状态中微微张开的口齿、奔跑出腿的顺序、脖子与首的动态关系以及马直立时耸立的姿态都处理得非常细腻。
在汉代的马形象艺术作品中，铜奔马（郭沫若将其命名为“马踏飞燕”）在其间占有不可抹灭的一席之地。
马踏飞燕出土于甘肃武威，其造型方式虽然是两汉时期艺术品中常见的奔马形象，但却创造性地将右后蹄的支撑点设计成类似于飞鸟的鸟背，让原本身姿矫健魁梧的飞马多了一分蜻蜓点水般的轻盈。这种看似矛盾实则浑然一体的独特美感，让马踏飞燕成为了东汉马形象青铜艺术品的杰出代表之作。
马的情态极富夸张的浪漫主义色彩，目瞪口张，马头与马尾都呈现出大幅度的摇摆姿态，气势磅礴，形态飘逸，将雕塑艺术形似与神似做到了高度统一。虽然艺术手法上较显稚拙，但从整体上看，马踏飞燕凝聚着汉代人勇武豪迈的气概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反映着大汉王朝的强盛与富足。
两汉时期马形象艺术品诞生于汉代社会尚马习俗的影响之下。马在汉代拥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地位，是汉代社会的重要交通工具、军事装备和农业生产畜力。汉朝时期，人们善养马，识良马，史料记载，汉武帝曾派人到西域三求乌孙马。
庙堂之高，汉王室继承了自秦以来陶马陶俑等陪葬的风俗，设立了专门制作陵墓内陪葬器物的部门，政府也将养马这一行业纳入制度的轨道，为马设立“口籍”；江湖之远，养马成为汉朝发展最具特色的一项事业，尤其是以张骞出使西域为契机，带来了马种的改良，民间也将马视为财富的象征。
因此，汉代的墓葬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无论是迎亲社交还是出行郊游，马艺术形象总是跃然而上。汉代开展了一系列的重大工程，马也在其间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如开拓疆域，出使西域，马可谓战功赫赫，功勋卓著，出土于陕西兴平道常村霍去病墓中的马踏匈奴石雕就是有力证明。同时，在交通驿站、长城防御、军事行动、民族和亲等方面，也少不了马的身影和贡献。
结语
先秦两汉时期的马形象艺术品的演变和发展，直接体现了马对于人类社会而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也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生产力的逐步发展。
马艺术形象从以写实手法为主、注重刻画马的身姿与形态逐步发展为写意写实兼备、注重塑造马夸张的神态，这其间也浓缩着中国古代艺术的成长历程，凸显了我国古代绘画和雕塑艺术的高度发达。古代劳动人民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同时，马艺术形象也逐渐融入了文学艺术之中，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之一。
马可以象征抖擞的精神，因此有了无数“鲜衣怒马少年郎”的佳话；马可以代表苍凉的意境，因此有了万千“古道西风瘦马”的断肠人；马还可以是驰骋万里的豪壮，是雄伟磅礴的气魄，因此，有了边塞诗歌中的铁蹄铮铮，烈马嘶鸣。
参考文献：
《汉书》
《后汉书》
《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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