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陕西眉县，在本是晴朗天气居多的时节里却突然下起了一场瓢泼大雨，而且这一下就是三天三夜。好不容易雨过天晴，礼村的村民们纷纷下地干活，结果，一个村民才刚锄了几下地，就挖出了一个满是铜锈的青铜大鼎。
莫非，这就是神话中象征天下九州的“九州鼎”吗？
当时，文化水平不高的村民们自然看不懂这个铜鼎的跟脚，只不过有人抢先出手了。当地首富宋金鉴听闻这个消息后赶到现场，定睛一看，发现居然是古代的文物，就花了一笔钱从这个村民的手中买到了这个古鼎。
在托人将铜鼎运往家中后，他和几个善于清理文物的下人一起清理铜鼎上的锈迹，结果当真让他在鼎内的腹部发现了一些字眼，分别是“文王、武王、盂”等字眼。难道这竟然是周代的青铜器吗？
宋金鉴能在当地混成首富，自然懂得财不外露的道理，一直叮嘱家人们不要声张。但田里挖到古鼎的消息终究是“纸包不住火”，逐渐在县里传开了，自然也就传到了当时的县令周庚盛的耳中。虽然其中过程不足为道，周庚盛终究以“劝”的方式将这个古鼎强取豪夺。
只是，这个县令虽然抢来了这个文物，却不懂得这个文物的真正价值，很快就又转手他人。更巧合的是，在宋金鉴进京参加会试时，居然在古玩市场上再次看到了这个古鼎。大概是“双喜临门”，宋金鉴非但在会试中表现优秀，被钦点为翰林，还在春风得意之余一掷千金，用三千两银子的价格再次买回了古鼎。
只不过，今时不同往日，这一次县令可就不再敢对宋金鉴强取豪夺了。
可惜的是，对于这个古鼎，宋金鉴守得了一时，却守不了一世。十几年后，随着宋金鉴去世，后人又没有大出息，这个古鼎逐渐成为了烫手山芋，成为了各方势力惦记的对象。或许为了避免惹下麻烦，宋家将这个古鼎低价卖给了当时的朝廷大佬左宗棠的一位幕僚，后来又到了左宗棠的手中。
左宗棠这人非但有定国安邦之才，对文物也颇有几分研究。他收下这个古鼎倒不是为了自己收藏，而是借花献佛，将古鼎送给对自己有提携及救命之恩的潘祖萌。
原来，潘祖荫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位帝王，可谓三朝元老，在朝廷颇有声望，更是文物收藏“达人”。他在左宗棠被人中伤、陷害时，曾经仗义执言，甚至还花费不少钱财打点，最终挽救了左宗棠的仕途。
这个古鼎在落入潘祖萌手中后，并非没有惦记之人，只不过那时候潘祖萌还活着，又有权势渐盛的左宗棠帮忙照看，其他人只能望洋兴叹。
当然了，“花无百日红”，就如宋家一般，随着潘祖荫的病故，潘家渐渐无力守住这个古鼎，包括两江总督端方等人都盯上了这个宝物，多次威逼利诱。所幸，辛亥革命的爆发让端方成为了众矢之的，反而解决了潘家的一时之困局。
但潘家的困局就此结束了吗？当然没有。
接下去的几十年里，非但军阀多次骚扰，连日寇也盯上了宝物。随着日军将战火烧到苏州，当时的“潘家之主”潘祖年认识到“必须将这个属于中国的文物藏起来，绝不能落于日寇之手”。
为此，潘祖年及其家人几乎全部出动，一起动手的还有两个雇佣的工人和一个在潘家看了几十年家门的看门人，一共挖了两天两夜，终于将古鼎和其他潘家收藏的珍宝一起埋入了某个废弃房屋的地下。就在埋下不久后，日寇果然数次到潘家的宅子里搜查，虽然抢了不少财物，但终究没找到他们最想要的古鼎。
大概真的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吧，日寇没找到这个古鼎，但这些珍宝却被那个看似忠厚的看门人给出卖了。他居然数次盗掘，将潘家的珍宝偷偷卖给了古董商人。若非这个古鼎实在太大，他不好携带，估计也要被盗走。
新中国成立后，潘祖荫的孙媳妇主动写信给当时的华东文化部，将这个周代古鼎及其他潘家文物捐给了国家。
那么，这个几番辗转，让县令、翰林、左宗棠、军阀都参与其中的古鼎究竟是何来历呢？
这个古鼎通体高约1米，口径达到约78厘米，腹深约50厘米，总重量达到公斤以上，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西周最大的青铜器。由于这个古鼎是当时西周的贵族“盂”所造，又被考古界称之为“大盂鼎”。
在这个大鼎内部，满是周康王对臣子的忠告与嘱咐，铭文多达19行共计字。从内容来看，和《尚书·酒诰》在精神上颇为一致，主要是表达应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不要耽于享乐，沉迷酒色财气，考古意义重大。
如今，这个大盂鼎被誉为“晚清海内三宝”，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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