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新华社《瞭望》周刊刊发报道《当代“后稷”教民稼穑》和《邵明安：情系黄土矢志报国》，对我校农业科技推广事业和邵明安院士的先进事迹进行重点报道。一期同时刊发两篇关于西农的报道，非常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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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后稷”教民稼穑
作者：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苗苗刘书云陈晨
-09-28
“秦川肉牛代表队”亮相陕西杨凌庆丰收大联欢活动
驱车驶入中国“农科城”陕西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教稼园内的后稷雕像巍然耸立。相传他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农官，多年前在杨凌一带“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开创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先河。
沧海桑田，年后的今天，杨凌上万名农业科技工作者接过后稷的薪火，常年扎根于此，做育种研发，搞作物推广，培养农技人才，指导农民科学务农……靠天吃饭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科研支撑下的现代农业。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下简称“西农大”）专家先后引进与推广新品种、新技术余项，累计示范推广面积超过3亿亩，新增社会经济效益超过亿元。
这些新时代的“后稷”，为占全国总土地面积52.6%的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提供科研支持和人才支撑，改善农村面貌，引领农民增收致富。
把成果结在百姓口袋里
雨后天晴，天空如洗，陕西眉县大片的猕猴桃果园与雾气缭绕的秦岭山脉交相辉映。一大清早，该县营头镇上第二坡村的村民就在互相帮助采摘今年的“金蛋蛋”，准备售卖。一位果农高兴地说，“今年的果子比去年结得好。果形匀称、成色好，应该能卖上好价钱。”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眉县田家寨村支书孙乐斌说，过去村民的年人均收入不到元，现在保守估计也有元，其中猕猴桃收入占80%~90%。村民因此盖起了一栋栋新楼房，添置了新家具，生活品质也大幅提升，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开始“回流”，农村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这一切都得益于校县合作，科研与农村、农民的结合。”孙乐斌高兴地说，过去种的猕猴桃技术含量低，品质低，卖不出好价钱，自从年校县合作实施后，村里来了一支由西农大教授带队的猕猴桃专家团，不仅教他们改种更有市场前景的徐香品种，还教测土配肥和单枝上架裁剪方法。经过三年的标准化、规模化种植试验之后，当地的猕猴桃呈现出品质高、产量稳定、价格高的特点。
公开数据显示，眉县原有猕猴桃8.3万亩，年产值2亿元左右，校县合作实施以来，猕猴桃种植面积已经发展到今天的30.2万亩，产值逾30亿元。这样的故事在三秦大地不足为奇，在西农大的专家团队看来更是再平常不过，他们数十年专注从事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工作，永不停歇。
“农民很渴望新品种、新技术，一个新品种、新技术很可能显著改善一个农民乃至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西农大苹果研究中心、陕西省苹果工程技术中心主任赵政阳回忆说，一年他去陕西白水县，一位苹果果农拉着他的手感激地说：“你给我的品种，我每年增加70多万。”这样的例子他已数不胜数，更乐在其中。
记者了解到，凭借在国内率先建立的一套“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西农大在全国15个省区建立了集试验研究、示范推广、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于一体的27个农业产业试验示范站和42个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示范园），还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4个农业示范园，有效促进了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农业发展。西农大科技推广处副处长张正新告诉本刊记者，农民对农业科技新成果的接受不能仅靠口头宣传，而是要结合不同产业区域的生产实际，由示范站（基地）先种出来，让农民和涉农企业眼见为实，再通过一定的机制撬动更多农民接受新品种、新技术，实现农业科技成果快速进村入户。
很多农民通过这个渠道脱了贫，改变了命运，很多地方农民听闻杨凌的农技专家来讲课，像“赶庙会”一样争相参加，在一些地方农民对农技专家的熟识程度比影视明星还高，记者采访的田家寨村，村民则自发将村里的两条主干道命名为“西农一路”和“西农二路”，以示对西农大农技专家的感激。
“我们就像农业科技的布道士”，赵政阳说，“我们希望通过科研成果与政府产业、农民需求的结合，把科研成果真正结在百姓的口袋里。”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刘占德是西农大的教授，陕西猕猴桃产业首席科学家。与他初见是在西农大的猕猴桃试验站，他手里拿着几个不同品种的猕猴桃和一根枝条，若不是肩上背着相机和电脑，几乎与普通的关中老农无异。
刘占德说，育种跟育儿相似，需要日复一日地关照。就猕猴桃而言，培育和发现一个新品种至少需要10年。为了不漏掉果子成长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关键数据，他们的团队要把每年的绝大部分时间留在远离城市的猕猴桃试验站，几乎无假期可言。
为了选育抗冻品种的猕猴桃，50多岁的他要冒着严寒和风雪爬上人迹罕至的山野。“人能涉足的地方，野生猕猴桃都被破坏得严重，只有人难涉足的地方，才可能找到被大自然挑选下的优质基因。”刘占德说。
西农大宣传部部长闫祖书告诉本刊记者，刘占德只是杨凌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一个缩影，还有大批人头顶专家、学者的光环，扎根小城或田野乡间,终日与黄土为伴,将科研与农业生产密切结合,把论文写在北方的大地上。
据不完全统计，西农大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的农业科研人员总数已超过人，加上他们带出来的农村“土专家”，这支当代“后稷”队伍已达到万余人。从猕猴桃专家刘占德到葡萄酒专家李华，从核桃专家刘朝斌到小麦育种专家王辉，从水土保持专家程积民到马铃薯专家单卫星……当代“后稷”们的故事无不令人动容。
记者见到的王辉，曾培育出高产优质的小麦品种“西农”，为百姓吃饭和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杨凌遭遇人才“孔雀东南飞”时，他对沿海高校抛来的橄榄枝却回以“科学研究有连续性,挪窝要另起炉灶,走啥？”
这位令人敬佩的专家如今已经头发斑白，且已退休，还带着研究团队继续工作。“育种一旦深入进去，就没有止境，就像追梦与圆梦的过程，一个梦想实现后还会有新的梦想产生。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培育出更优质的品种。”王辉说。
西农大党委书记李兴旺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西农大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扎根杨凌，胸怀社稷，情系“三农”，甘于吃苦，追求卓越，生动体现了西农大的精神和当代“后稷”的特点。
后稷精神薪火相传
陕西三原县以西2公里处是西农大的斗口试验站，多亩的土地上种植着玉米、油葵、果树、蔬菜等各种农作物，一派田园风光。和西农大的众多试验站一样，这里是培养农业人才的教研基地。
斗口试验站站长饶慧斌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春种、夏收时节或暑期，成群的西农大学生会来此地进行理论结合实践的学习。涉农专业的研究生和和博士生还会常年驻扎于此，做实验，收集数据，完成科研任务。“大太阳底下，那些女娃娃一个个都不怕累，不怕脏，开着小三轮车到地里收割成熟的农作物，回去做实验。”饶慧斌说。
李兴旺认为，亲近农民、亲近农村、亲近土地，是农业人才培养的基本功，也是培养“三农”情怀的重要途径。杨凌的一代代农业科研工作者，正是靠着对“三农”的热爱和责任，育出了一个个具有“抗逆性”的作物，让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人民不再“靠天吃饭”。
刘占德要求他的研究生每年入学前必须去猕猴桃试验站至少待20天，以便深入接触农民，发现农业的真问题，回校后带着问题学习。
“现在的孩子基本是独生子女，即便农村的学生也多娇生惯养，很少下地，不跟农民打交道。我们安排学生进果园和农民深入接触后，学生开始敬佩农民，也发现了生产中的真问题，大大激发了研究探索的兴趣和积极性。”刘占德说。
西农大博士生叶佳丽攻读的是小麦育种专业，此前因在陕西合阳县金峪镇挂职的契机，深入到该镇沟北村达6个月，每天和农民同吃同住，还帮该地搭建了电子商务系统，解决了村民农产品销售的难题。这段经历表面看似与所学专业相关度不大，实际上加深了她对农民的感情，也激发出她对“三农”事业的使命感，对所学专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不是仅为自己毕业后谋个好工作好生活，而是为了让更多农民生活得更好。
“过去可能对学农的认识不足，加上在学校封闭的空间待久了，学习状态比较散漫。”叶佳丽说，现在她在认真探索一个问题——如何培育更高产更优质的小麦品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农民种植更多的经济作物提供土地空间。在这个朴素的愿望下，她每天像加满油的汽车，充满了奔跑的力量和探索未知的激情。
像叶佳丽一样的学生们，未来要从他们老师手中接过后稷教民稼穑的薪火，在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担当“生力军”的角色。
为此，李兴旺说，西农大正在探索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引导年轻教师和学生树立“一懂两爱”意识，即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如要求博士和涉农教师在试验站的时间不能低于一年。设立推广型教授，使其与学术型教授享受同等级别待遇，让研究生、博士生通过校县合作到乡镇挂职锻炼，深入农情一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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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明安：情系黄土矢志报国
作者：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许祖华姚友明陈晨
-09-29
邵明安（左）在甘肃临泽开展野外调查时打土钻
他生长在南方的鱼米之乡，却在西北旱塬默默耕耘了36年。为研究水分在干旱半干旱土壤中的运动轨迹，他常年与荒山野岭为伴，为黄土高原生态恢复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就是邵明安，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研究员。如同黄土高原上生长的植被一般，年逾花甲的邵明安将科学报国、严谨治学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播撒给了众多后学。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与土壤打交道上世纪80年代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以下简称“西农大水保所”）工作过的人，几乎都对邵明安搭建在温室内的数个大型“土柱”印象深刻：为精确测量小麦根系在不同供水条件下的生长状况，邵明安放着研究生宿舍不住，在温室里一住就是一年多。有一次，为避免下雨时水分渗入影响实验数据准确性，他在将遮雨棚推到实验土柱上时不慎触电，差点危及生命。
“有人说邵明安是个‘疯子’，明明很容易拿到硕士文凭，他非要‘舍近求远’。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做任何事都力求完美的人。”邵明安的同事刘文兆研究员回忆说，邵明安用简单的设备、新颖的方式解决了大量科学问题，在读研期间就发表了8篇论文，其中一篇被SCI收录，一篇名为《植物根系的吸水数学模拟》的论文发表在国内顶级学术期刊《土壤学报》上。
邵明安出身农村，年少时缺衣少食的经历让他终身难忘。这也促使他立志用科学改变农业的现状。年，从湖南师范大学物理学专业毕业后，他毅然报考了位于西北的西农大水保所土壤物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尽管一腔热血，但彼时大西北艰苦的条件依然让邵明安深受震动：火车沿陇海线一路向西，越走越荒凉。“从三门峡开始，满眼都是黄色，我甚至有些后悔了。”邵明安回忆说。当时的杨凌，名为“农科城”，实为“农科乡”，仅为武功县下辖的一个小镇，因生活条件太差，每年都有大量科研人员“孔雀东南飞”。
但这个从南方来的“凤凰”却留了下来。初到陕西，邵明安听不懂当地方言，一些时候甚至只能用英语单词与师生交流。凭借本科期间打下的良好英语基础，他一边踩着黄土地，一边紧紧跟随国际科学前沿的步伐，一扎根就是36年。
针对西北旱区的特点，邵明安拓展了土壤干层的相关研究：即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层中，有雨水和地下水均难以补给到的区域，如果种植的植物耗水量过大，可能该区域会随着植物根系的不断生长而扩大面积，最终不仅会制约植物本身的生长状况，还会对临近植物以及后续在附近栽种植物的生长产生制约影响。
多年来，邵明安通过对黄土高原植物与水分关系实验获得的大量数据，终于研究出根据土壤水分的再分布过程推求土壤导水参数的新方法，有效解决了长期困扰该领域相关参数的准确性和实用性问题。因成果卓越，他曾获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其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国际土壤物理学界的肯定。
上世纪90年代，中央领导人到西农大水保所考察后，将原来的“退耕还林”政策调整为“退耕还林还草”。几字之别，对于完善西北地区生态恢复政策意义重大。邵明安说，看到曾经风蚀、水蚀都很严重的陕北变得郁郁葱葱，他感到特别欣慰。
科学家有祖国扎根西北36年，邵明安并非没有离开黄土地的机会。年11月，他作为访问学者被公派到美国开展合作研究，其间转而攻读学位。他仅用2年9个月的时间就拿到了通常需要五六年才能取得的博士学位，受到导师的高度赞赏。但他婉拒了导师邀请他留美的好意，下定了回国的决心。毕业答辩一结束，邵明安就乘机飞回国内，连毕业典礼都没有参加。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谈及回国原因，邵明安坦承，在美读博期间，赴美参会的时任中科院院长周光召曾找他谈心，希望他“回到黄土高原去，为西北地区服务，那里大有可为”。邵明安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周光召的恳切叮嘱。他常说，人要懂得知恩图报，自己能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中科院院士，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培养。
作为土壤物理学家，邵明安的工作场所多在荒郊野外。已过花甲之年的他仍坚持每年在野外试验站住上一段时间。在位于陕北的神木试验站驻站时，为尽可能地多获得一些实验数据，邵明安经常凌晨5时和学生一起上山采集样本，8时下山分析实验数据，16时再上山，天黑后才回来。7平方公里的小流域，他走了不知多少遍。
西农大水保所研究员王力说，邵明安自年回国至今，仅在神木站就培养出硕博研究生50余名。“邵老师总说，‘科研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经常去神木站指导学生实验，让远离家乡的同学们感受到温暖。”
西农大水保所副研究员朱元骏说，邵老师建立了植物根系吸水的机理模型和土壤水分有效性的动力学模式，这些成果在理论上明显优于国际上已有模型和模式。最近，邵老师又将研究目光落在了土壤水分植被承载力的相关科学问题上。
“通俗来讲，就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测算出不同质地土壤中的含水量及对植被的承载能力。这样一来，今后人们在造林固沙、退耕还林时，就会有更准确的信息作为支撑。土壤能承载什么就种什么，适合什么就种什么。”朱元骏说，这对提高还林还草效能、恢复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加快“美丽中国”建设都意义重大。
太关心物质就会分心
在学生眼中，邵明安就像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每天工作到午夜是常态。凌晨时分，邵明安往往还在修改学生们的论文，整理科研项目的汇报材料。去年4月的一天，在连续几天熬到后半夜指导博士生毕业论文后，邵明安准备驾车去中国科学院大学上课。但车辆刚一发动，他心脏骤停、陷入昏迷。20多分钟后，他才从血泊中苏醒，发现汽车撞在停车场的墙上，油箱险些被撞坏，命悬一线。
“我们差一点就失去了邵老师，可他自己毫不在意，仍然带病坚持工作。有时他带我们出差，在去机场的途中或是在飞机上，都要利用碎片时间‘上小课’。”邵明安培养的博士后李同川说。
他曾在住院期间在病床上为学生讲授“土壤物理学”，他曾挂着心脏和血压动态监测仪为研究生作关于“如何更好地做科学研究”的报告。学生和同事们经常劝他多休息、注意身体，邵明安总回应说：“我的身体自己心里有数，人的一生太短暂，我想在有限的生命里为国家多做一点事。”
14年前，王力因两次申请国家青年自然科学基金未果，一度心生去意。邵明安告诉他，没有人的学术之路可以一帆风顺。“邵老师以他们那代知识分子艰苦奋斗的例子，告诉我一两次失败根本就不算什么。后来，他还亲自为我修改申报材料，最终，我成功申请到了项目。”王力说。
虽然荣誉等身，但邵明安的生活一直非常简朴。夏天他经常穿一件某学术会议的纪念T恤，冬天则是一件穿了多年的冲锋衣。妻女都在北京，他则常年一个人住在杨凌。去过他家的人，都对房屋的简陋印象深刻：上世纪90年代的老房子，水泥地，80年代的旧棉被、旧家具……“邵老师常说，如果太过关心物质生活就会分心。他的心思都在科研上。”邵明安的研究生赵春雷说。
邵明安家中最热闹的时候，往往是学生在他家“上小课”或者是小聚的时候。一次，他受到自己种植辣椒的启发，给学生布置了一篇土壤容重变化对辣椒生产和产量的影响的论文，这让他的学生最终成就了一篇优秀毕业论文。如今，李同川正在研究蚯蚓和蚂蚁等生物对土壤情况的影响，“邵老师总能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科研选题。小切口的背后，往往掩藏着丰富的科研宝藏。”李同川说。
尽管已当选院士，但邵明安从未有过丝毫懈怠。他给自己定下“三不三为”和“四甘”的要求，“三不三为”即不改初衷，为陕西农业发展竭尽全力；不辱使命，为陕西强省建设无私奉献；不谋名利，为陕西绿水青山奋斗一生。“四甘”是甘为人梯，竭力扶植青年人才；甘为人父，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甘为人夫，做一名合格的丈夫；甘为人子，尊重和感恩父母、老师以及任何一个帮助过自己的人。这不仅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庄严承诺。邵明安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与土壤打交道，我还会坚持下去，带领更多年轻人致力于土壤科学研究，争取让我们的下一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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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新华社决定创办《瞭望》月刊并得到邓小平的批准。年1月，《瞭望》正式出版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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