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氏兄弟为父报仇杀人案》
案情简介：
开元二十三年，有人举报雋州都督张审素贪污受贿，朝廷派遣监察御史杨汪查办此案，一时间，风声鹤唳，张审素手下人击杀举报人、胁迫杨汪向朝廷澄明张审素之冤，朝廷派兵击杀绑架人，杨汪上奏“张审素涉嫌谋反”，井审理依法处死张审素，其二子张瑝、张琇流放岭南。后来，张瑝张琇兄弟潜逃回洛阳，手刃杀父仇人殿中侍御史杨万顷（曾用名杨汪）之后，将喊冤书贴在杀人工具斧头之上，准备前往江南击杀剩余的杀父仇人，走到山东时，被逮捕。
各方意见
群众意见：此二子，痛其父被冤死，含愤忍垢，潜行千里为父报仇，有孝心、有勇气，请求赦免其罪。
宰相张九龄认为：宜宥其罪。
副宰相李林甫认为：若赦免此二人，必坏国法。
皇帝唐玄宗李隆基认为：国家设立法律就是为了禁止私人仇杀，如果人人都可私自为父报仇，相互仇杀，何时能止，法律必须严格执行，就算是大孝子曾参杀人也必须处死，这个口子不能开。宜付河南府杖杀。
处理结果：以律杖杀。
二、《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人案》
大唐武则天时期，同州下邽县公安局长赵师韫杀害同县徐爽，徐爽之子徐元庆呼告无门，遂潜入京畿附近的一家政府招待所当服务员，等待时机，谋刺杀父仇人赵师韫。皇天不负有心人，已调入中央担任殿中侍御史的赵师韫恰巧因公事歇息该招待所，徐元庆趁夜深人静之时，潜入其室，手刃赵师韫。然后，前往当地政府投案自首。该案一出，民意汹汹，朝廷之上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审此案的官员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依法当杀，但杀之民意汹汹，必为群众口水淹死、脊梁骨被戳死，按大唐法律规定，依法将此案呈报最高仲裁者武则天请示。
群众意见：徐元庆为父报仇、孝烈彰著，不该死。
监察御史陈子昂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其情可悯，然毕竟触犯国法，不杀则有亏国法、遗患无穷。杀之、则违背人情伦常。他建议：“依律处死徐元庆、维护国法，然后官方出面表彰徐元庆的孝行勇烈。”
柳宗元（离事发已七八十年）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徐爽是否是冤死，如果是，徐元庆穷尽公力救济无果后为父报仇，其罪可赦。如果不是，则必须依律制裁。诛而后表，表明法律与道德相对立，不符合大唐律法“礼法合一”的基本原则。陈子昂这种自以为聪明的建议只能说明他逻辑思维混乱，是一个纯粹的不折不扣的法盲。
武则天认为：陈子昂此法甚好，采纳。
处理结果：依律处死、死后表彰。
研究心得：纵览中国法制史，就像饱览一条波涛汹涌、汪洋横恣、波澜壮阔的大河画卷，从巍峨的昆仑山自西而东穿山越岭、一路奔腾喧嚣、流入渤海，自后东归大海。法治和德治的争论历经劫波、在当今世界先进文明的价值体系之中，依法治国已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煌煌圣言。
对战国时期秦国开府丞相、著名改革家商鞅对此的经典论述深度阐述可知：法、大爱不爱，法一经颁布实施，举国上下，一体尊奉，法不纵君王，法不遗匹夫。法治与德治乃两不相容之物，如冰炭不能同炉、水火不能相容，德治和法治、法律与道德必有层次分明之位阶，民众通晓之主次，就好像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一样，一个国家的治国方略必须是一元的、必须有主有次、裁判的规则依据必须只有一个。法以对犯罪者等个体、群体之制裁而保障法所保护范围之内所有人之利益。法非万能，法受限于立法者水平之所限，必然有缺陷，故在立法之时当穷尽所能，将天理、国法、人情深度融合制成。立法之时未成法考虑人情，制成法则不容人情。法如巍峨之高山、屹立于天地之间、衡量世间之纷争、彰显人间之正义，不惧惊雷、不畏风霜，法在未改变修订废除之前，哪怕洪流滔天、山崩地裂，绝不能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为任何人亏法而行，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严肃性就决定了它的不妥协性。法治之所以不昌，只因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小聪明小权宜之计的毁法、坏法、亏法的和稀泥做法。法适用过程中的妥协性，只会加大执法者的自由裁量，严重影响法的明确性要求，使更多的人陷入不可知、不可预测、不能理性判断的危险之中。执法者的短视是对所有受法律保护的人们的最大伤害。所以，商鞅主张“惟法是从，一断于法”。商鞅变法前的秦国，私斗成风，商鞅变法后，严禁民间私斗，违者治罪。
然秦国老氏族眉县发生几百人械斗，死伤惨重，商鞅得知后，进行紧急处理，防止事态扩大。当时的有些朝臣及眉县县令都主张兹事体大、宜和谐处置，商鞅严厉拒绝，认为此举亏法，伤害国家法律严肃性，所以最后在渭水河畔处死参与私斗的六百余人，当地县令也被渎职罪，处以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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