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刚
自汉武大帝（公元前年——公元前87年）在22岁，即公元前年采纳大学者董仲舒（公元前年——公元前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随即，儒家学说蜕变为官方的正统文化，迎来了日新月异的发展时期。
到两宋时期，儒家文化又迎来一个发展高峰，是以“理学”的成熟为标志的。理学也称“道学”或“义理之学”，是以儒家学说为根基，同时融合了道家学说和佛家学说后，形成的一种新的儒家思想体系。
理学被现代学者誉为我国古代最完备、最精致的理论体系，是因为理学的中心观点始终离不开“理”，“理”是道理、义理、本心、信仰等元素相互融合后的统称，世界万物精神层面的东西，都由它衍生和发展壮大。
张载北宋“理学”领域的成就，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北宋五子”，即，邵雍（年——年）、周敦颐（年——年）、张载（年——年）、程颢（年——年）、程颐（年——年）五人，他们基本生活在同一时代，对北宋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大学者的学术思想各具特色，自成一派，尤其在各自家乡形成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力，是独树一帜的文化名人。
邵雍生于河南林县，著作有《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他是宋代理学家里文学成就最突出的一个，常常以文学的方式阐述理学理念，观点通俗易懂，传播甚广。同时，对宋代“以理入诗”的诗学观点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周敦颐周敦颐出生于湖南永州，他著作等身，主要有《周元公集》、《太极图说》、《通书》、《爱莲说》等，被誉为宋代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地位极高，他的理学分支被称作“濂学”。对于理学，周敦颐从宇宙本体论出发，把道家学说的无极、太极、善恶、阴阳、五行、动静、无欲等概念加以重新阐释，构成了宋代理学体系的基本框架，为后世理学家继续深耕理学思想体系提供了很大便利。在文学领域，周敦颐同样功成名就，世人熟悉的《爱莲说》是一篇情文并茂的散文名篇。
程颢、程颐是出生于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两兄弟，后世把两人称作“二程”，由于他们著书立说的地方在洛阳，因此，他们创立的学说又被称作“洛学”，是宋代理学的重要分支。“洛学”遵循动静相因，物极必反的辩证观点，认为世间万物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发展变化的规律，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宋代理学的精神支柱。
二程张载是陕西关中人士，他对宋代理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关学”。关学思想广泛吸收《周易》、《中庸》、《礼记》中的精华，提出了“气本论”的思想观，对后世影响极大。张载一生勤奋好学，有许多著作传世，主要有《崇文集》、《正蒙》、《横渠易说》等。
由于张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并建立“气一元论”哲学体系的思想家，他把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并以“思维与存在”的哲学理论作为依据，强烈批判了佛教的唯心主义观点，对我国哲学思想内容的发展和完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张载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学术地位不可动摇。
当然，比起孔子、孟子、董仲舒等儒学大神，张载不论从知名度和影响力方面，都差了一截，但是，论起个人著作中一些名言警句的传播广度，张载不见得要弱于前三位。
横渠四句张载广为人知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虽然只有短短20多字，意思却直截了当，通俗易懂，只要是读书人，都对它如数家珍。
更重要的是，横渠四句所传达出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情怀，以及对民众和社会的责任担当，让它成为知识分子心中最伟大的人格理想和精神坐标，每一个知识分子在有生之年，都会用这四句话来激励自己，警醒自己，时刻牢记自己的初心。
张载祖籍为凤翔府眉县（今陕西宝鸡市眉县横渠镇），于宋真宗天禧四年（公元年）出生于长安（今西安），自小天资聪颖，到10岁时通读经书，具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因此，四邻八方的人把他称作“神童”。
到宋真宗时期，北宋国力逐渐衰弱下来，周边盘踞着西夏、金等政权，他们常常对宋代河山虎视眈眈，大有把北宋吞掉的架势。陕西关中一带正好跟西夏接壤，因此，西夏常常挥师南下骚扰和恐吓宋代边境的臣民，宋军又无力抵抗，只能通过向西夏进贡丝绢、茶叶、瓷器和金银珠宝的方式，换得暂时的安宁。
宋真宗堂堂大宋竟然如此窝囊和憋屈，处处要看西夏的脸色行事。少年张载看到这一切，可谓是痛心疾首，于是，他立志要好好读书，将来做一个栋梁之才，为大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时值21岁，血气方刚的张载奋笔疾书，以饱满的热情和睿智的思想，写下了《边议九条》，这是分析宋、金两国当前形势，并如何使北宋在外交中减少损失和尊严的谏言。
很快，张载把这份谏言送到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年——年）手中，以便得到他的支持。范仲淹此时在文学界和政治界都堪称泰斗级人物，身份地位很高，但他还是被年轻后生张载的诚意所感动。待仔细阅读谏言后，范仲淹立马对张载刮目相看，张载把两国当前的形式分析得头头是道，并提出了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法，表现出强烈的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决心。
范仲淹50多岁的范仲淹看着20多岁的张载，似乎从这个后生身上看到了自己曾经的影子，一种帮扶他的使命感油然而生。范仲淹也是第一个对张载的人生影响很大的人。
经过进一步沟通、了解，范仲淹发现张载的身上具备鲜明的儒者风范和博爱情怀，跟他之前所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格理想是何等的接近，于是，范仲淹如同伯乐发现了一匹好马一样高兴，认为张载是非常好的可塑之才，决定以毕生精力好好培养他，并建议他多在儒学上下功夫，将来必成大器。
正是范仲淹的悉心指导和调教，让北宋文化界多了一个大儒，而少了一名军事家。
有了范仲淹在身后照顾和推举，张载的仕途和生活随即顺利起来。凡是由范仲淹主持的工程项目竣工后，范仲淹主动退居幕后，会邀请张载来撰写纪念文章，逐渐地，张载的名气在西北大地响起来。
横渠四句（于右任书）年，37岁的张载在范仲淹的推举下，赶往京城汴京（今开封）参加由欧阳修（年——年）主持的科举考试，这一次，他终于金榜题名，与苏轼（年——年）、苏辙（年——年）两兄弟一同考中了进士，正式踏入仕途。
进入仕途后，张载先后担任祁州司法参军、云岩县令、渭州军事判官等官职，虽然官衔不大，但他在任期间兢兢业业，常常走进老百姓中间，主动体察民间疾苦，在老百姓中间树立了不错的口碑，深受民众拥戴。
同时，在各地任职期间，张载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除过前文提起的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外，还有程颢、程颐两兄弟，他们对张载后半辈子的思想格局影响极大。
随着口碑和威望越来越高，张载引起了当朝皇上宋神宗赵顼（8年——年）的注意。宋神宗一道圣旨把张载招进京城开封工作，任命他为崇文院校书郎的职位。
王安石然而，也是在京城，张载遇到了对他人生影响很大的第二个人，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年——年）。王安石在宋神宗时期，官位达到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可谓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大人物。
公元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强烈支持下，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运动，涉及农业、税务、科举考试、军事、贸易等多个领域，史称“王安石变法”。这场变法前前后后持续15年之久，直到宋神宗去世后才宣告结束。
有时，做任何一件小事都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何况是一场涉及到革旧图新的变法运动。以宋神宗、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因为触动了守旧派的利益，导致了守旧派成员的极力反对，因此，就产生了北宋历史上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新旧党争”事件。
守旧派中以宋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为首领，除过她们，还有许多朝中重臣，如永兴军节度使韩琦，尚书、宰相司马光，兵部尚书欧阳修，礼部尚书苏轼等人，可以说，守旧派的实力远远大于革新派，推行变法运动并不容易，这也为变法最终失败埋下了隐患。
邵雍张载的官职卑微，按理说变法运动和新旧党争与他没有多少关系，但是，夹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要么站在革新派一方，要么跟守旧派为伍，根本没有第三条路子可供选择。
面对此情此景，张载只能小心翼翼，观望又观望，因为他不想卷入这场争斗，两方的人他都得罪不起。但张载的胞弟张戬（年——年）性格刚正不阿，对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政策和做法颇有微词，很快得罪了王安石。
看到弟弟成为朝廷红人王安石的政敌后，张载心里五味杂陈，受到牵连是不可避免的事。最终，为了明哲保身，张载激流勇退，辞官回乡，准备不再过问政事，专心做自己的学问。
张载就这样，年过五旬的张载回到家乡横渠后，每天以纸笔为伍，不断修改和完善自己之前的著作，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正蒙》和《横渠易说》就是在辞官回乡期间创作完成和修订完善的。如今，这两本著作成为“宋明理学”里重要的学术专著，每一个研究宋明理学的专家，都少不了品读这两本书。
自古文人多清贫，张载同样如此。由于把做官时积攒的俸禄全部用在了家乡的教育事业和著书立说上，以至于张载晚年的生活相当清贫，每日只能以粗茶淡饭来度日。
公元年春季，张载二次赴京上任，但由于病重不得不又一次辞官回乡，中途病逝在长安城东边的临潼骊山脚下，此时，他的生活穷困到极点，随行的外甥连买棺材入殓他的钱都无法拿出，只能书信告知长安城里张载的学生。学生们闻讯赶到后，才得以买棺安放老师遗体，并护送到西边的眉县横渠安葬。
张载祠虽然晚年的物质生活很清贫，但在精神生活上，张载绝对是富翁。他的著作《横渠易说》中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颂，妇孺皆知，已经变成天下文人共同的精神信仰和价值坐标，因为这四句话，张载注定要流芳百世。
更重要的是，除过著书立说之外，张载还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在家乡开办学堂，广收门徒，终日讲学传道，为社会和国家培养有用之才，对陕西关中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为“关学”在三秦大地的普及，打下了坚实根基。
在张载的影响和激励下，“关学”在三秦大地蓬勃发展，以薪火相传的方式，从北宋一直延续到了当代，人才辈出，代表性人物除过创始人张载之外，还有北宋时期的“蓝田吕氏四贤”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李复，张舜民，游师雄，马理，冯从吾，李二曲，一直到近现代的刘古愚，牛兆濂，吴宓，于右任……他们用关学精神指引着一个个三秦儿女，并积累着这片土地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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