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公立国后，秦人为了占有周平王许之的“岐以西之地”，开始不断东进，将重心从陇右地区转移至关中西部，前后在关中西部建立汧邑之会、平阳和雍城三座都城。
汧邑
汧邑在《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中有所记载：“故济城在陇州研源县东南三里。”《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汗，即此城。”汧邑是否为都，学术界争议较大。持肯定态度的多以考古资料证实。张天恩《边家庄春秋墓地与汧邑地望》就根据年以来发现的陕西陇县边家庄秦国墓地和磨儿原城址，认为磨儿原城址就是汧邑，边家庄墓地为该城秦贵族大夫级墓地。此观点后又得到了徐卫民、王学理等学者的支持。持否定态度的多以《史记·秦本纪》和秦文公仍居西垂宫、葬西垂为依据。理由如下：
《帝王世纪》的记载并不可信。李零在《史记》中所见秦早期都邑葬地就指出《帝王世纪》所记载襄公都沂一事在《太平御览》有一段保存完整的文字，记载了非子邑秦、襄公列为诸侯和文公迁都汧邑之会等事迹，却没有襄公都沂一事。另外《史记·封禅书》下《索引》引皇甫谧曰：“文公迁都沂也”。与《括地志》所引有所不用，这足以说明“秦襄公二年，徙都沂”的记载很有可能是“文公迁都济也”之误。况且，《帝王世纪》的记载只是一条孤证，在《史记》等先秦史籍中找不到任何的证明，其准确性本身就值得怀疑。
磨儿原城址修建年代为汉代。磨儿原城址在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当时并没有进行钻探，只是在距城墙东南角西约四、五百米处的冲沟两侧断崖上，以及路边的水沟中发现了春秋时期的陶片，张天恩等学者以此来判断磨儿原城址和边家庄墓地有直接关系，认为磨儿原城址就是汧邑。年，考古工作者在磨儿原古城址发现了大量汉代的瓦当、筒瓦、空心砖等遗存，而且在残存夯墙内也发现了汉代灰坑，据此将磨儿原城址的修建年代修正为汉代。这表明磨儿原城址与边家庄墓地没有直接关系，也不可能是汧邑。
秦国当时的重心仍在陇右。按照《帝王世纪》的记载，襄公都沂是襄公二年(前年)的事，而《史记·秦本纪》在这一年记载了西戎围困犬丘，世父被虏之时，这说明当时戎人的势力依然很大，就连犬丘也面临陷落危险。就在如此危险的时刻，襄公怎么可能放弃其族人世代相承的宗邑，而跑去汧邑一带建立新的都城。秦族人每当犬丘出现危险或陷落时，就不惜一切地去保卫它，甚至为它而献身，所以大骆一族被灭后，秦仲、庄公两代秦人试图收复犬丘，秦仲还为此丧生。
有学者竟认为秦襄公为了保存实力，只好放弃西垂，进行突围，实行战略转移。退一步讲，就算进行战略转移，襄公也应当向秦邑转移，而不是向汧邑转移。当时犬戎并未攻破镐京，秦襄公的身份只是西垂大夫，不可能染指关中地区，直到五年后，也就是襄公七年(前年)，幽王被杀，秦襄公不仅救周有功，还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这才有了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的事件。再从襄公立国后建西峙、兴新都的做法，也能看出秦国当时的重心仍在陇右，直到文公东猎至湃渭之会才正式表明秦人东进的决心。
综上，可以认为秦人不曾迁都汧邑，《帝王世纪》的记载很可能是“文公迁都汗也”之误。
汧邑之会
文公继位后，迁都汧邑之会，开始了秦人东进关中的历程。汧邑之会是秦人在关中所建的第一座都城。关于汧邑之会的地望，有诸多说法：汧邑之会在眉县，《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北(应为西北)十五里。……秦文公东猎汧邑之会，“眉县古城在岐州眉县东卜居之，乃营邑焉，即此城也。”林剑鸣以此认为汧邑之会就在眉县附近。不过眉县离沂河、渭河交汇处太远，不符合“汧邑之会”的文意，另外眉县在平阳东北十五公里，如果汧邑之会在眉县，就很难理解宪公又将都城西迁至平阳，这不符合秦人不断东进的步伐。因此眉县说可以排除。
汧邑之会在陈仓古城。《元和郡县志》载：“陈仓古城，在今县东二十里，即秦文公所筑。”高次若、刘明科认为陈仓古城北已发掘夯土墙，且为祭祀先祖的宗庙，即文公所建廊畴，此外陈宝祠也位于陈仓城西北，这说明陈仓古城在文公时期具有政治、宗教活动的中心。徐卫民则认为陈仓古城应该是秦文公在此地建祠而非营筑都邑，陈宝祠是在文公十九年(前年)因在陈仓获得来自天上宝石建立的，文公四年(前年)就营建了汧邑之会，时间上显然说不通。由此来看陈仓古城并非汧邑之会。
汧邑之会在宝鸡市济河东岸。具体地点又有魏家崖和孙家南头等说法。这些地点不仅符合在沂河、渭河的交汇处，而且都发现了诸多秦人活动的遗迹和墓葬。之前孙家南头的呼声很高，传此处附近有一座秦早期城址，但最近考古表明，此处没有城址的迹象，反而在邻近的陈家崖遗址发现一灰坑，出土文物的特征与马家庄宗庙所出酷似。梁云就此判断汧邑之会当在陈家崖遗址。汧邑之会的具体位置还有待考古工作进一步发展，但大体位置应该就在宝鸡市沂河东岸不远处的台地上。
汧邑之会的地位
汧邑之会是秦人在关中所建的第一座都城，标志着秦国重心从陇右转向关中，在秦国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1.军事战略由防御转向进攻。汧邑之会位于沂河与渭河的交汇处，具备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防御地貌，渭河向东流使秦人可以顺势东进，沂河和陇上可以阻挡戎狄的侵扰。秦人自邑秦以来，长期和戎族争斗，在初期并不占据优势。秦仲、庄公两代秦人才勉强收复犬丘，襄公二年(前年)，犬丘还一度围困犬丘，并掳去世父，犬丘城也因此遭到损坏。
襄公在列为诸侯后，获得了“岐以西之地”的空头支票，其后秦人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东方。襄公十二年(前年)，秦襄公在征讨西戎的途中逝世。为了扭转战争的局势，文公迁都汧邑之会。经过较长时间的积蓄和准备，文公十六年(前年)发动了一次对戎族的战争，这次规模应该比较大，不仅彻底占据了岐山以西之地，还将“岐以东献之周”，彻底在关中站稳脚跟，此后在对戎族战争中由守转攻。
2.社会文化的进步。汧邑之会虽只为都48年，但秦人社会得到了质的飞跃。汧邑之会一带原是西周重要的农业区，秦人迁都于此，使秦人得到了原来西周的比较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文化，同时对戎战争的胜利又使秦人“收周遗民”，补充了大量的人力，又给予秦国在生产、建设、科技等方面得以发展；
秦国建立起史官制度和刑法制度，《史记·秦本纪》载：“十三年(前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二十年(前年)，法初有三族之罪。”，这标志着秦国在文化及政治制度上的成熟；此外传世的陈仓石鼓文共计十首，李铁华认为这是长达44年间秦文公以十首为一组连咏的叙事史诗。文公死后，秦人将迁都汧邑之会、置哪峙、得陈宝、伐西戎、立太子等史实刻于十面石鼓之上。不仅是开创了中国叙事史诗之先河，就是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反映了秦国在文学和艺术上的成就。
3.宗教祭祀活动的兴盛。秦文公十年在汧邑之会附近置郎峙，用三牢进行祭祀，延续了襄公祠白帝的传统，置都峙显示出秦人东进关中的渴望与决心。另外秦文公十九年(前年)，在陈仓北阪置陈宝祠，用一牢进行祭祀，规格上虽不如鄜峙，但影响力要比鄜畴更大，《封禅书》曾描述：“唯雍四峙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陈宝祠不仅在秦代列为国家祀典，汉代沿用秦制，仍然对陈宝依旧行国祀之礼，足见影响之大。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说陈宝祠值得大书特书，既最富于浪漫色彩，又建立最早，享祀最久，海内无二。陈宝祠是文公利用原始宗教、崇神思想在峙文化基础上的升华和延续，这在当时秦人的文化观念和政治影响中，起到了凝聚百姓的作用。
从文公四年(前年)到宪公二年(前年)，汧邑之会为都48年，虽然为都时间不长，但通过文公一系列的措施，我们可以看出文公是决心将都城从西垂地区迁往关中西部的，但汧邑之会所处的微观地理环境不足于都城的建设，其地形狭窄，地势较低，又在汧邑交汇处，易受上游的洪水威胁，由于这些客观原因导致宪公二年迁都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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